明朝是在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汉学家卜正民对明朝的兴趣和视角，源于晚明歙县的县令张涛。在277年里，一个王朝的兴衰，被同时植入了冬天里。
在《纵乐的困惑》里，卜正民对从17世纪向14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之路的回溯，是按冬春夏秋的顺序行进的，明朝迷人和易变的世界，被镶嵌在了四季一样清晰分明的概念和编年框架上了。这是历史，也是社会变化富有情趣、生动活泼的诗意,“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国的月亮牵引着。”
明王朝在冬天的诞生里，第一个迎来的是猴年的春节。之所以要循着四季的轮回，来描述明王朝的历史，又偏偏选择从冬天开始，似乎有些一厢情愿。相对于明王朝建立之前的纷乱，冬天对于一个坐在皇位上的贫穷的孤儿来讲，也许具有更深刻的涵义。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张涛的个人好恶。卜正民从《歙县志》中得知，张涛肯定不喜欢春天，他选择冬季作为明朝前期安居的乡村生活的象征，代表着对秩序和梦想的渴求。
相对于其他王朝，明朝更适合于回忆，或以梦游的方式潜入。秦过于遥远和冷酷无情，汉略显威严，唐则近乎于辉煌灿烂，只可感叹，不宜在静谧的状态里慢慢进享。明朝的内敛和充沛，赋予了与其相伴的游思一种深切的惬意。
据卜正民讲，洪武的目标就是要使国家保持静止不变。静止需要相对封闭稳定的空间。朱元璋想像中的2
0华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场域，因为这是短途货运人员可以在一天内往返市场一个来回的最远路途，西安现存在的明城的建制大约与之相吻合。静态的景象，易于导致心境
的婉约与清凉。
明朝也是一个内心重视数据的朝代，在它的不算宏阔的气质和想像中，对器物充满着精细密致的规要和描述。细节、过程被简约成了单纯的数据，对于几榻这种日用的器物，座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长七尺有奇，横三尺五寸，大约最合乎时宜了。
造物之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对心格的追随和表达。对数的注视，舍却了一切不必要，呈现出淡然的意味。相对于“心格”与“成物”之道，便是器物都各自淡然地退尽了其本质之外的虚饰。
明朝的简洁、宁静、清秀、自然的心性，距离今天一点也不遥远。这个朝代在室庐、花木、水石、禽鸟、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方面留下的“本土”知识，也不见得比历史上的其他王朝少。那时候，明朝在细处上向世界展示的是东方的方式与别样的思考。细致入微，又天然淡然，是那个时代的高尚趣味。于物中超物，于意中归于无意，无巧无俗，本真天性。明朝的智慧，使那时候留下来的东西，更接近自然。
进入它的路径。每一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叙述和佚事、动感和细节、情态和凶吉，明代同样也有忙着从事各自营生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金钱关系的瓦匠、商人、官员、、织工、书商和土匪所组成的人物图谱与生活景像。
然而，晚明的天空要略微显得伤感和婉凉一些。士绅阶层除了对王朝忠诚之外，对瞬息即逝的婚姻和姬妾制度之外的浪漫爱情，也留恋追怀。柳寔作为晚明最有名的艺妓曾经是陈子龙的情人，在盛泽镇的一家青楼以
明月降临(三篇)
杜爱民
明月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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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女杨爱的身份出道，将娼妓与异性纯粹的性商业关系重塑成了一种文化关系。经由一位致仕的首辅
纳她为妾之后，柳寔才有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方面的点拨。她后来还与知名的钱谦益结成红粉知己。卜正民讲，艺妓让个别的女子获得了个人走近文学、自由、性和知识生活的机会，并没有显现出多数妇女被开放的丝毫迹象。明朝对于女子的宽容程度，在气局方面略显狭促了些，没有给出众多妇女其他的出路，也只让出身的柳寔，既名重青史，又昙花一现。
除了柳寔之外，明朝让另一个著名的女士，在对道德丑行界限的移位中，变得默默无闻。据张岱的讲述,“帘子胡同”(即男性妓院)的姣童，使位于杭州西湖城隍庙附近的这当子生意兴隆。乔装成男客的那位无名女士，在花钱买下一个男童之后，对颠倒的性恋秩序，重新进行了颠倒，于天亮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明社会，一度让人感到像是在哀伤中纵乐，在排遣中困惑。明月在王朝的上空低回。窗镜前已经变得空无一人一物了。
明朝极易让人抬头联想到所见的明月，尤其是在西安由它的砖墙围成的城楼旁边。明城与明月，如果不是在虚拟实境，便是现实在拟写已经虚幻的历史。明月意味着一种冷抒情，它重复出现，像历史本身一样，包含着重复的差异和差异的重复。
按照余象斗《万用正宗》中关于“天文祥异”的说法，月圆月缺，也预兆着灾祸发生的规律。同样的月食，在12月份的第五天出现谷物就会涨价，发生在10月则表示生意兴隆。如果望月的金蟾在月底出现，
呈上跃姿态，就表示着要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对历史的解读，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结果却不尽相同，还是不要出现吃人这样的人间惨状为好。
让明月降临。
书画装潢裱褙的技艺，属宋人最为精妙了。“宣和装”的讲究程度近乎完美，内府中秘藏的书画名迹，皆用皂鸾鹊木锦褫，白玉珊瑚为轴，天头用绫，前后隔水多用黄绢，尾纸也不含糊，连同画心本身形成整幅画不同的有机构成，领风气之先，令后人望而叹止。
宋裱一般天地重，隔界浅，地头长天头略短，裱工已内化于书画整体构成之中，重细处把握，加之米芾、苏轼等大家都亲自装裱，使艺术性和保护性皆得以呈现。今人也有沿袭宋式的。曾见过西安一位裱匠的手艺，虽无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等装护，但宋式裱法的尺寸，格制，怎么看都觉得周正舒服。
三分书画七分裱。一幅书画的气韵、气态和气势，行笔过程启承转合的变化，用笔的皴、擦、点、染，墨的干湿浓淡，笔本身的枯散饱满，笔锋的转换，水和彩的韵致与意味，以及画面的层次、远近和明暗关系，需要裱工有慧眼，才能使之尽显，丝毫无损，达到锦上添花，珠联璧合。
俗手恶工之作，不仅毁书画于无奈，常令人有割腕断臂之痛。我见过一幅名家的墨宝遭此恶运，画幅
天地留白处被截去了不说，画心四周罪上加罪镶上了墨条边，整体画面框死，没有透气处，怎么看都不合适，妙逸精道，荡然无存。
古人做事是极认真用心的，于宣纸之上费去了许多精力。为了让承载于纸上的心力与劳作留下的精神温度持续长久，在使宣纸裱褙前，先要用黄柏泡成的汁，浸润淋湿，尽量能使其长久保存。
近读明代的《长物志》、《装潢志》、《赏延素心录》，觉得明人在制物装潢上的讲究劲了得，丝毫不逊于宋人。文震享、周嘉胄这些明代的文人，内心是极其强大的。书画裱褙中的制糊用糊，安轴上杆覆背揭洗等看似具体简单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却非常重要。倾心于过程和细节的充实与饱满，已经不去担心因关照的是俗事枝节而被别人忘掉。手抚摸过宣纸，留下的是体温和对制物本身的尊敬与信任。于心的安妥，置放在淡定朴白的过程之中，就是一种高蹈的人生况味。
我对明代一直怀有特殊的情感，不是因为它曾经凄楚哀婉，而是觉得它并不遥远。从遗存的典册所载的图录里，我感到明朝还活着，起码在具体物品之上所费的心力和讲究的程度，让人觉得故人的体温依然在纸灰上
爱屋及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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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着。
我见过今人在装裱上轴头时使乳胶灌矾汁。我自己所藏的画轴，也有轴头脱落掉的情形。周嘉胄在《装潢志》上说：安轴用粳米粽子加少石灰，锤粘如胶，以之安轴，永不脱落。这些知识我从前都不知道。对我而言，它们不仅有用，而且有趣，又有一种周正的味道。
近些年，我常去西安中北古玩城。我没有更多的余钱淘喜欢的东西，走走看看，心里也很满足。对古旧书画的喜爱，让我隐约感到历史中的个别人生的独特趣味，给我提供了重温它们的经历。
爱屋及乌。
关于书画收藏，董其昌在《筠轩清閟录》里讲:
凡法书名画，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将收入窄小匣中锁闭。其匣以杉板为之，内勿油漆、糊纸，可免湿霉。以纸四周餬口，勿令通气，庶不至霉白。过此二侯，宜置卧室，使近人气；置高阁，远裨地气乃佳。
又书画帖，平时十余日一展玩。微见风日，不至久卷作霉。琴则盛以锦囊，挂板壁透气处，勿近墙壁风露日。收藏之法，过人远矣。
展玩书画有五不可，谓：灯下，雨天，酒后，俗子，妇人也。
董其昌是大画家，心性、心格和心力都没说的。他讲得好。妇人不可，就不必了吧。
南北菜系，排到四大、八大之后，始见秦菜，是件无奈的事情。北方的珍馐玉馔，是以齐鲁为代表的，秦地则退而取其次，处在边缘，属可有可无类。著名的老饕朱家溍、赵珩诸先生，谈及美食，字里行间对京华名楼里的鲁菜，总是情有独钟，津津乐道，说起长安的佳肴，也只是顺道提及能记住的稠酒、泡馍之类的小吃，不可入室登堂。
女士美食食谱多年前去丽江，看宣科组筹的纳西古乐，也有同感，其中一曲《山坡羊》，调子缓慢得不可理喻，却是正宗的唐长安古调，被堂皇地植入了异地，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三秦之地“邪”，凡事不可声张，只能意
会。30年前,“张三梆梆肉”在西安还响名当当，老铺位于南院门以西甜水井巷的十字路北，每日售量有限，用墨釉的大老瓷坛盛着，是一味佐酒的美餐。“梆梆肉”就是猪大肠。我小时候食张三家的这款名菜，除了炭火熏炙的余味外，不觉有特异，倒是以中药与猪肠煎煨的“葫芦头”，在长安历久不衰。张家的“梆梆肉”如今已鲜有人知了。
秦菜实在不敢拿出来与人夸耀。西安饭庄的“葫芦鸡”、“驼蹄羹”，虽馨香脆美，清新细腻，在讲究的满汉全席面前，就显得势单力薄。近年，长安的庖厨业不断推出“汉宫遗味”、“盛唐御膳”，想法倒不错，但多流俗成了“耳餐”、“目宴”，终靠不上食中性味的大谱。推陈出新，有时也不免削足适履，在菜名的学问与刀砧外形的精致上，功夫和心思用足了，丢了“适口者珍”、“食无定味”的真经，也是常有的事儿。
在长安，我曾尝过按出土的一千多年前青铜器置盛的玄酒秘方酿制的“老酒”，虽价格不菲，又占着渊源上的优势，也无法品出古往的滋味。
长安的饮食，在大处上虽着不上边际，也确有独异的构成和辉煌。历史上曾有皇帝喜好“胡食”，一时间京师贵戚穿胡服，用胡式器具，吃胡人饮食，便蔚然成风。
按照袁枚的观点，像“羌煮貊炙”这种胡食美味，今人怕是不可以照单拿下。食中别味，随时移事异，不可强求，妙无可言。据说“羊肉泡”，也是胡饭，得益于秦地盛产的牛肉和丝路上传过来的“胡饼”间的妙
应。仅这一点细碎的事，足见长安食文化的不凡。
味蕾中的学问至大精深。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袁枚甚至在《随园食单》的起首，便讲到了“先知后行”的食之精要。于厨技烹艺的细处，见治国安邦，修身为学的大理，是一种大透脱。智慧之人，深谙“会通”之术，事无大小，理非长短，无碍才得入“空”境，且不乏活脱。如此看来,“君子远庖厨”，视脍刀之法为小技者的见识，就有些狭促了。
食风的奢靡，早已司空见惯，但食中的真味清气，不会因此增减多少。上世纪6、年代，长安城人家的厨事中馈，已简单得可怜,
水声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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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爱民著有散文集《非此非彼》、《眼睛的沉默》等。现居西安。
人们囫囵着吃饭，在有限的供应中,70%的主食均为红薯、玉米等杂粮。
我的胃肠不好，源于那时候吃了过量的红薯，现在见了胃仍会发酸。粗玉米粥，却不曾厌烦过，每每喝来，浑身经络似乎都觉着通透，辅以自家腌制的“雪里红”，调足辣椒，吃起来，自有食味别声的意韵，倒不觉着日子的苦焦和艰难。
我们家人丁足，熬粗玉米粥通常用老大的一口铁锅，由我二前一夜用清水洗净再浸上，第二天早上去学校前放在炉灶上，以封着的文火煨着。学校离我家极近，课间操时，我二跑回来，将炉门打开一道细缝，往锅里放一勺碱，搅匀，等到放学，正好开锅，再敞开炉门，让武火猛滚一阵，出来的粥，见汤见米，甚是好喝，有十足的清气和正味，只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口福了。
长安城中人是不懂得食鱼的，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店铺里有了青岛冻带鱼，人们才知道了鱼的味美，而在此之前，沟汊河道中的虾蟹鱼龟，都成了客居的南方人的盘中餐。我的一位同学，上海人，父亲是“东亚饭店”的炉头。他家人食螃蟹的方法，极其细致讲究，有一整套的专用器具，钩、叉、刀、勺，都是极细的铜制品，串在钥匙链上。还有一种特制的小锤、小钳，不轻易示人，只在食蟹钳和蟹腿时，才拿出来，用后又放在一只木盒子里。剩余的蟹壳，也不弃掉，而是用蒲叶包着，另有他用。
我是个急性子人，参加工作后去江浙出过一趟差，正值菊黄蟹肥时，主人曾招待食过一次大闸蟹。有小时候见识过的经历，我尽量将吃蟹的过程拖长些，细致认真。然而，我却不及南方人有耐性，无法将蟹吃得干净，还弄得满嘴鲜血，只好捂住，早早离开。
赤油重酱，珍禽玉食，在今人的眼中是好东西，食中之水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又无无味。偶翻古人所述的食单、食谱、养小，对水在
食物中的特殊功用，不仅重视，且极其讲究。人可一日无谷，不可一日无水。在此类论及饮食的文字里，水论独成一章，并置于起首。
雨水性甘凉，可以滋养人体生理上属阳中之阴的部分，量轻味淡，烹茶可除胸肺之热，熬粥也不会稠。元明时期的贾铭先生，活过了百岁，朱元璋曾向他询问颐养和长寿之道，他讲过：立春这天的雨水性有春昇始生之气，妇人饮了，易得孕。入梅的雨水有毒，喝了会生病，用来做酱，易熟，忌讳做酒做醋，用来擦洗衣服，可使酶斑脱掉。立冬后10天被称为入液，到小雪时就是出液。这期间的雨水被称作“液雨水”，百虫喝了会藏匿起来，适宜作杀虫药饵。腊月的雪水不易变质，用它浸泡五谷不生虫蛀，洒在宴席桌上，苍蝇就自动不会来叮爬。屋漏水有毒，误食会生肿块。冰雹水味咸性冷，若酱味不正，放几滴能恢复原味。水的气味，随着一年的节气变化而改变，这是天地气候互相感应而形成的。寒露、冬至、小寒、大寒四个节气这一天的水，适宜浸造滋补身体的丹药、丸药及药酒。
清代的王士雄先生，对露水有精深的研究，在《随息居饮食谱》中写道：水稻头上的露水能养胃生津；菖蒲叶上的露水可清心明目；韭叶之露，凉血止噎；荷露，消暑怡神；菊露，养血息风。
水是饮食的基本构成。水好食才有味。没有水在味蕾里的运化作用，再珍贵的食料，再聪明的庖厨，也无法烹制出真味。水还是食的元素。元素便意味着不可或缺。
今年初秋，我进秦岭，在南麓广货街上的一家馆子里吃饭，其中的油煎小河虾，翠亮如玉，味道鲜美，
不可言喻，做法又极其简单，只在过油后，调些许椒盐。循着山涧的泉溪，但见这家屋后，溪水清可见底，鱼虾自在游翔，让我感受了食味中的水声。想必世间真味，与这山溪的水声有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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