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天下第一楼》的京味艺术风格及文化批判意识
《天下第一楼》是何冀平于1986年创作的剧本，写了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烤鸭店“福聚德”的兴衰变迁。这部话剧充满了浓郁的北京气息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味。
《天下第一楼》是以北京饭庄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作为载体。在这里聚集了北京的各人物，来来往往，有谈生意的，有喝茶聊天的，有庆生祝寿的，总之三教九流，无一不缺，所以该话剧能极好地展现北京当时的风土人情，文化内涵，使我们感受到老北京的独特魅力，可谓“京味”十足，主要体现在：
一、饮食文化与建筑
北京的饮食文化算得上是“博大精深”，吃起来讲究。而该剧既发生在北京饭庄，自然少不了提到北京的地道美食。印象最深的要数常贵在李小辫新到任后唱菜谱一段，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北京美食，有鸡丝黄瓜、炸瓜枣、油爆肚仁、汤烧肘子、什锦八宝豆泥、烩四喜大扁等。这些菜都极具代表性。另外，众所周知，烤鸭是北京的名美食，而剧中提到烧鸭时“爷儿们桌加‘老虎酱’，女客桌上加绵白糖”并且上菜时每桌都配有四鲜果、四干果、四蜜果、四看果
北京美食食谱
、进门点心、干们碟儿，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北京人的饮食习惯和讲究，可谓相当“会”吃。
《天下第一楼》中的福聚德位于北京前门，在一开始时作者便对这北京的前门作了一番细致的描述，如“店铺、茶楼、戏院、摊位鳞次栉比”还提到了肉市口早晚的不同景象，以及胡同两边的正阳楼、东兴楼、天泰馆。作者在剧本中虽未刻意渲染北京的环境，可我们却能在人物语言，故事发展中逐渐了解到北京的有名建筑，环境特点等等。
二、礼仪礼俗
北京人的规矩多，这一特点在《天下第一楼》中无不体现。如烤鸭炉和技术是店里的最高机密，不许任何人靠近，并且烤炉的不到七十不传徒弟，这是柜上的规矩。又如烤鸭前需将生鸭亮给主客桌的看，这是老年间烤鸭店的规矩。遇上“三节两寿”要做到礼到人到，这是做好生意的规矩。这些都透着北京的民俗气息，体现了北京人“礼多人不怪”、“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老传统。
三、北京口语
《天下第一楼》之所以被看做是“京味”话剧，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与剧中的北京口语是密不可分的。最直观的便是儿化音的大量运用，如“刀巴儿”、“角儿”、“座儿”、“一块儿”等。作者还熟练地运用北方劳动人民的口头语言，增添了些许乡土味与市井味，如“敢情”、“跳门坎儿”、“放汗”、“蹦蹦晦气”、“您瞅这街面上够多热闹”，这些词句年仅北京生活，极富表现力。此外，作者在对人物的称呼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剧中如人们在私底下都在私底下将修二爷视为“傍爷”，就是傍大爷的意思，很好体现了修鼎新这一类小人物的嘴脸；又如克五称常贵为“常巴儿”，不仅体现了常贵能说会道的特长，还显示了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悬殊。总之，作者运用的北京口语符合人物身份，准确恰切，质朴自然，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北京的各人物，展现了北京风俗趣味和地方调，使作品显得更加亲切活泼。
《天下第一楼》故事发生在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这一特殊时期，自然寄寓着特殊的内在精神，那就是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层的反思，对中华传统加以深刻的批判：
一、封建传统、礼俗的弊端
前面提到《天下第一楼》以“食”为切入口，我们看到了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但却不能不忽视其反映出来的弊端。对于吃，中国人可以说是不厌其“繁”。如修鼎新向克五介绍“鳗面”的
做法：“用鲜活大鳗鱼一条，蒸烂去骨和入面中，清鸡汤轻轻揉好，擀成纸一样薄的面片，用小刀切成韭菜叶宽窄的细条，清水煮到八分熟，加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烧一个滚，宽汤，重青，重浇，带过桥，吃到嘴里，汤是清的，面是滑的。”又如，玉雏为了应对客人流利地解释了“金玉满堂”的做法，这不但使当场的客人“不由吐出一口气，”就连我们听了都不禁感叹，当时的人竟能不如此大的精力花在吃上。从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乐衷于请客吃饭。用剧中的话来说就是“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示心情愉悦的形式就是吃。”因此，请客吃饭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际手段。另外，前面提到中国人“礼多人不怪”，可过分注重就是一种弊端，讲人情讲世故也有其缺点。剧中的主人公卢孟实为了做好生意，打听《履中备载》，想把北京城中大宅门的老少喜庆的日子记下，碰上“三节两寿，”做到人到礼到，他又为了多接生意，假借摸彩巴结副官，送上金戒指一枚。于是要想办成事就必须送好礼成了一种“传统。”
二、国民性的弱点
《天下第一楼》中的各人物都极具代表性，代表着各阶层各行业的各类人，发人深省。如唐家二位少爷十分典型，一位沉溺戏曲，一位是个武痴，守着祖业却不思进取，坐吃山
空。作者用较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纨绔子弟沉浸于消遣性文化却安于现状，缺少竞争感。张勋复辟，时局动荡，社会各阶层的反映各不相同，皇帝打电话乱订烤鸭;前朝遗老顿时兴奋;宫里执事工作之余打听地方好留后路，而普通大众则盲目“跟风，响应“号召”，续上真真假假的辫子，挂上“马粪纸糊”的龙旗。似乎国家大事都跟自己毫无关系，吃饭的吃饭，看戏的看戏，可见愚昧，只求自保。就连堂头常贵都拿现状调侃“应景。”他将大杂烩说成是“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些可笑的现象无不反衬出一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悲凉。从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国民的劣根性，表达作者的国家及民族忧患意识。另外，人们不论政局怎样动荡，只要顺势就是王道，并且封建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植在国民心中。那些官员富商办酒宴讲究排场，体现其身份高低，克五得势是，尝遍京城各美食；失势时，只能成为“闻香队”，连鸭架子都吃不上，遭人唾弃。又如常贵儿子不能到柜上学徒只是因为“五子行”的子弟不能在店里当伙计。这些处处都透着一些中国封建传统观念。
三、中西方文化冲突
剧中的这一特殊时期还决定中西方文化在这里必然产生冲突与碰撞。剧中的副官在福聚德
碰上执事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一位是政府官员，一位是宫里办事的。副官行军礼后，又按清礼请了个安。这一举动叫人捧腹，体现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喜感。执事还向副官吐露皇上“崇尚共和，”召见了胡适，并用读“四书五经”的腔调念诵了他的七言绝句“匹克尼克江边”并评价胡适的诗是满汉加西洋。又如，从唐茂昌口中得知跑马赛车中余老板最出彩，“黑缎子小帽、梅花鹿皮坎肩，下身是皮套裤，锦帮靴、荷叶袜子带花边，中间一条搭膊，系得不松不紧，往马鞍子上一坐，嗒嗒嗒嗒，马蹄磕马蹄，跟戏台上唱快板一样”。这些“闹剧”的背后引起的是我们对当时中西方文化的思考，当时的人们只从表面形式上学习或效仿西方，既不吸收其精华，也不摒弃自己的缺陷，只落得个不伦不类，不中不西。
《天下第一楼》的舞台虽小，课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充满了浓郁的地方彩，真实直观。另外，我们还能从这浓郁文化氛围的世俗风情中去探究世态人情的复杂性，同时审察剧中人物身上所隐射出来的民族根性及弊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现实生活进行联系和反思。